叠加了一个补贴，可能又会让养的人会增加，所以这个时候有延长加深了这样一个幅度，而且北京现在有一个猪肉价格保险，这个保险能拿点钱，暂时的在资金上能扛一扛，也能等着反转的时间到来。
马宇：不宜通过收储来调整供需关系 还是要形成一种价格机制
实际上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或对一个政府来说，通过这种收储来调整供需关系，或者说削峰平谷，通过这个来调整这些东西是可以做的，但不宜对很多商品做，因为只可能是对极个别的商品去用这种方式。比如说特别重要的基础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产品，你才可能这么做，比如说粮食。比如说蔬菜，你不可能通过这种收储来去平抑市场，所以这里面主要决定的不应该在这个角度下太大的力气，何况政府这样做是做不到的，我们还是要形成一种价格机制。
实际上我个人感觉，我们政策着力点不应该在供应上。比如说这个政策着力点是在解决什么？稳定需求，实际上这块做的，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。比如说我们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问题，13.7亿人口，我每年猪肉消费量大体有多少，基本上就有一个数，然后你再考虑到价格问题，考虑到收入增长问题，考虑到饮食结构变化问题，就会对猪肉每年消费量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
张鸿：市场和政府都应该补贴 关键是怎么补贴
我觉得都应该补贴，但是看是怎么补贴，是让市场来补贴，还是政府来补贴。我们之所以说猪肉，农产品的价格暴涨暴跌不光是一个市场问题，它可能是一个民生问题。因为涨的时候，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他消费不起了，影响他的生活质量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有低保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政府要做的。当很便宜的时候，这些消费的低收入人群可能受影响会少了，但肉贱伤农，谷贱伤农，那些低收入的、最低端的农民可能会受影响，那这个时候就补他们，怎么补？现在其实我们在想很多办法，比如说北京的那个养猪大户，因为他加入到政府和保险公司合办的生猪价格指数保险里，这个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推了。这是商业加政府的，但是未来应该是纯商业的，就是生猪保险，但是这个保险也有风险，它的风险在哪儿呢？因为价格是单一的，比如生猪价格是单一的，今年我赔了，有保险公司保我，那意味着保险公司在我赔的这一年，他也跟着赔，我没赔他赔了，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市场。对于保险公司，我相信他们能有很多智慧想出更好的办法。
还有一个，我们在1号文件里其实提到要推进农产品目标价格的改革，就是我们原来都补，比如说农产品，我们统一收购价格全收过来，这样可能能保证这些农民在最基本的卖粮的积极性，但是当价格很高的时候，可能他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一个目标，就是在你生产之前，我先给你定一个目标，大概已经订购了，你达到这个目标以上，你自己卖去，你挣钱和我没关系，我也不补贴你了，但低于这个目标，那这个差价我大概给你补，有点像期货的意思。我在想，我们未来的市场化定价，它就有期货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马宇：因为政策重心放在供应上 所以导致供应急剧上升和下降
这样的话我们要用什么？就是用最终需求，用消费来去决定资源配置，而我们现在政策着力点是都在供应上，在生产上。这样的话，你做生产的时候，最后就会导致供求，就是供应那部分、生产那部分大起大落。要是在消费这个着力点考虑这个问题的话，因为它是固定的，每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，市场需求这块是稳定的，那这样的话，生产者可以根据这个判断去决定自己提供多少产品，这相对来说，供需关系就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。
假如我把这个政策重心放在这个生产上，放在供应上，那这会导致你的供应急剧上升或者下降，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某一些时候赚钱的时候，或者说你补贴多的时候，那边一下子供应会大幅度增长，但是一下子整个亏了的时候，或者政府的政策撤出的时候，最后它又马上大幅度减少供应，这个实际上才是导致我们的猪周期没法判断，或者大起大落的根源之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策以后涉及到产品的政策，我们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政策重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。
郑风田：以后应该要按照收入水平来进行补贴
从整个补贴来讲，我们国家的一个补贴还都是促生产的，多生产多给你补，这是在温饱阶段可能需要。现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农产品供给实际上平衡了，你要再过分促进生产，质量上不去可能是个大问题。我想可能以后的补贴应该往两个方向走。第一，就是这些有利于质量提升的，比如说这个养殖场我不用任何抗生素，这样来说应该是鼓励的，因为不用抗生素对猪舍，还有各种卫生防疫条件要投入很多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给他补贴，促进质量，安全生产的。第二，可能就是按收入水平来补，这是发达国家通用的，那一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应该差太大，如果你的收入太低了，我可以把你这个缺口给补了。
